在哲學叢林裡散步~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樹林裡有兩條岔路,而我/我選了人迹罕至的一條。/一切變化由此而生。) -Robert Frost
Sunday, March 25, 2007
Wednesday, February 28, 2007
周期
為了一些不能有結果的事情,這幾個月來過得渾渾噩噩。竟然到了連看見屯門河上那些優雅而低調的小白鷺們,也沒有任何感覺的地步。(小白鷺們那一身光鮮雪白的羽毛,在污水溝上晃動、翱翔的情景,以往常常令我內心一陣振動,甚至一直想為牠們寫一篇文章)。
於是這片文字場,也變成了荒蕪之地,野草漸長,人跡罕至。
思量再三,是時間要重新整頓自己的生活了。
正如旅程總有結束的一天,開學日總是無奈地緊貼暑假而至,或許生活也是一個又一個的周期,酣暢甘美之後的日子不免顯得單調乏味,但沒有這單調乏味橫在中間,又如何能彰顯、烘托出下一輪的甘美?
況且,生活總是一天又一天地按時恭候著我的,不能說句「太乏味了」便要求暫停或離場或take two再來,只能繼續在乏味中穿行,或積極找點糖或鹽來調調味吧。
本來不喜歡儀式,覺得是一種裝模作樣;近來才發現,儀式原來能令人振奮,加強你遺忘一件事或作出一個選擇的決心。譬如葬禮,譬如婚禮。那麼為了令自己振奮,我也來個「搬家」的儀式吧。
新的地方,也懶得為它裝身了,但會努力不讓它變成另一塊荒野的。
新家地址:http://silent-spring.blogspot.com/ (默泉隨想)
(P.S. 謝謝所有曾在這段時間為我打氣的朋友,包括阿忠、芳仔、kenneth、yuppie、翠華、judy等。你們對我真好。)
Friday, December 22, 2006
非關集體回憶
天星鐘樓,最終還是成了過去之物。
人對他人有情,對外物亦一樣有情。我本以為沒有誰不明白這個道理的。小如一個用慣了的鑰匙扣,一個每天用來飲白開水的玻璃杯,我們固然對之有情,而大的、存在良久的如一座鐘樓,伴隨著小島的人們成長,我們對它的情,又豈會不深厚綿長呢?
偏偏這種簡單道理,被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於是抗議者為迎合(當權者/傳媒)口味,得常常高舉「集體回憶」作為反對清拆的理由。對這個潮流用語,我有點疑懼。「集體回憶」於我是太龐大、太正氣凜然、太欲除去personal feeling的講法了。當然,要評價一些建築物是否值得保留時,除了訴諸其歷史價值建築特色外,它是否能勾起大部分人對某個時代之生活細節或重大社會事件的回憶,的確是個比較可以「量度」的標準(從報上得知,民政局計劃將「集體回憶」納入未來的文物評級準則中);但我總覺得,「集體回憶」只是一個堂皇的、可以用來跟別人辯論的理由,而在這堂皇後面,最讓人難以忘懷/釋懷的,根本是一些非常非常個人的東西。這些個人的東西,太微不足道了,也太私人了,無法是反對清拆的好理由,所以我們只好繼續冠冕堂皇下去,有時,會連自己也糊塗了……
我對鐘樓有情,並非因為它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小輪加價/蘇守忠絕食/唯一的過海交通公具/小輪上嘆海風看夜景/最後一天去坐船/在電視新聞上看著鐘樓被毁)之盛載體。其實那情的由來,說來很瑣碎,只不過是鐘聲所曾給予我的心靈潤澤。
十多年前,我喜歡去大會堂聽音樂會。鐘樓的鐘聲,常常在我路過大會堂一帶、正低頭思索著當時以為極其重要的事情時,冷不防的響起。清脆卻又帶餘韻的鐘聲。它有一種奇妙的力量,能將我由困擾纏結的心事中一把扯出來──就像剛從夢境中醒來時那種迷離疑幻的感覺。鐘樓近在咫尺,但鐘聲卻像來自遙遠他方,耳際迴盪著噹噹之聲,心靈會感到平安、寧靜。這時會突然覺得,自己所想所憂的,都是雪泥鴻爪,在綿綿無盡的時間長河裡,那太不起眼了,何必為此等小事而發愁?海風吹得人舒爽,鐘聲提醒我音樂會要開場了,於是邁著大步,我輕快地跑向大會堂的音樂廳……就是如此瑣碎的事情。後來雖然因為搬去了新界而少踏足中環,但偶然想到鐘樓還安好地立在維港旁邊時,就會像想起老朋友在遠方生活愉快般,感到很踏實。
此所以,從電視看到鐘樓被毁,心裡像被掏空了似的。
有很多年,我都沒法搞清楚,鐘樓在十五分、三十分、四十五分和正點的各次鐘聲,到底有什麼不同,只是偶然會奇怪,為何鐘聲所奏出的melody有時好像不完整的呢?直至今年讀到SEE雜誌列出每小時四款不同的鐘聲,才知道原來十五分鐘和四十五分鐘的melody都是以sol音作結,因此呈incomplete的聽感,而正點和三十分鐘則以do音作結,所以很有圓滿的聽感。
而圓滿與不圓滿的鐘聲,今天都消失了。
Friday, December 01, 2006
我們可以為天星做什麼?
駛唔駛拆得咁快?(圖片引自Wingman Photo Blog)聯署要求政府立刻停止清拆天星碼頭及鐘樓
(轉載自「獨立媒體」)由於時間緊迫,清拆工程每日都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們決定要提早登廣告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工程。我們會買一個半版廣告,的所費大約需要三萬元,即每個簽名夾三百元正。請參加聯署的朋友盡快遞交你的全名、聯絡電話至:
位於愛丁堡廣場的舊天星碼頭及鐘樓,對香港城市形象,以及香港人心目中的價值不容低估!它在香港百多年城市發展過程中,與皇后碼頭、大會堂組成的愛丁堡廣場,以至更內陸的皇后像廣場,構成了市中心公共空間的獨特歷史佈局。
舊天星碼頭搬遷之日,有多達十五萬市民前往懷念;多個民間團體連月來奔走呼籲;文化界聲嘶力竭痛陳保留之利;青年人亦難得入加關懷社會的行列,表達他們土生土長愛港之情;海外曾來港的遊客亦致函特區政府及本港民間團體,表示支持保留構思。
推土機近日已駛進舊碼頭旁,清拆暫時構築物的工程亦已陸續展開,情況令人痛心,我們多個團體無分彼此,聯同促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成員,審慎考慮暫緩清拆工程,讓它繼續盛載後代子孫這份愛港之情、讓香港人真正發揮富文化內涵的創意思維,共同規劃更優秀的中區新海旁。
------------
我們還有多少文化遺產、留給子孫?!!!
堆土機經已進場。我們的文化寶藏即毀於一旦!!!我們促請政府立即停止清拆工程,保留天星碼頭、鐘樓、皇后碼頭與大會堂等歷史文物和公共空間佈局。
採取我們建議的一個三贏方案,把這些建築物和公共空間溶入日後的海濱,讓我們和子孫永遠共享。我們呼籲市民透過www.project-see.net的網上民意調查,了解整件事件的始末及民間要求保留的理據,然後表達意見,讓民意得以量化。
Sunday, November 12, 2006
Sunday, November 05, 2006
公開的隱藏
曾幾何時,我有寫日記的習慣。那時候,情緒總是起伏不定,有時會感到極度的哀傷、孤單,有時又會覺得一切都很美好、愉悅;這種激烈的擺盪,唯有以書寫來擺平。那時候,書寫於我,簡直就是一種therapy,令我得以繼續生活下去,令我得以沒有瘋掉(還是喜歡用瘋這個字多於用情緒病什麼的)。
但已有好幾年,沒有了執筆寫日記的衝動。每天腦海裡縱有很多念頭略過,但也提不起勁去紀錄下來了。生活變成了零散的碎片。常常是:昨天作好的決定,今天又重新思索起來,甚至得出全然相反的結論。好像兩個我互不相干。不再像年少時那般情緒化(希望不是變成了麻木),但卻找不到一個可以支撐的點。一個將碎片統合起來的點。
要說覺得活得不愉快嗎,也不是(世界上有太多人受著各種苦難)。但總感到疲憊。有時就只想奢侈地隨便坐著、躺著,讓腦袋安靜下來,什麼也不要做不要想。所以很佩服和羡慕那些為著某個理念而努力不懈的人,那些有支撐點的人。我常常是:帶著莫大的熱情去了解,最終卻無法投入進去。像隔著一層玻璃櫥窗在觀看,但走進店舖時卻什麼也不想買了。突然什麼興致都沒有了。
竟寫下了這些,嚇了我自己一跳。(多謝你竟然讀完以上幾段與你的生活無關痛癢的文字而仍然沒有離開)本來是因為讀了楊照的《為了詩》而想寫點什麼的。這是我第一次讀楊照的書。那一晚,心情特別不安和悶悶不樂,放工時,臨時決定要放縱一下,不回家了,隨便坐上一輛西行的巴士。車窗外英皇道的風景緩緩略過,我奢侈地坐著,什麼也不欲想。來到銅鑼灣突然決定下車,信步走到樂文。書店是給我最大快樂的地方,但那天,我卻突然什麼興致都沒有了,什麼書都不想看,直至於無意中見到楊照的書。朋友曾經讚楊照的書好看,於是我買了一本叫《為了詩》的,便走。回家的路上,讀著,突然,像遇上了一條美麗的山川般,停住了腳步,說不出一句話來。噢,相逢恨晚。
其實對於新詩,我總是帶著莫大的熱情去了解,卻始終無法投入進去。但很喜歡楊照為新詩而寫的這些文章。楊照再三強調他不是詩人,但卻不斷為新詩抱打不平,細絮說著他對詩的這樣那樣的感受。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被他對詩的熱情所深深感動。
其中一篇叫「詩是公開的隱藏」,我很喜歡。楊照講了一個故事(契訶夫的《吻》):一個士兵去參加舞會,不經意闖進一間小房間裡。在黑暗中,他被一位認錯人的女孩親吻了一下。女孩很快察覺吻錯對象並逃開了,但這個吻,卻令士兵被「包圍在神秘的力量」之中。他覺得,這是一樁生命裡很重要很偉大的經歷,但不知為何,當開口跟同伴講述這經歷,卻一下子便說完了,完全引不起同伴的興趣。
楊照說,詩,能將士兵所感受到的那個吻的秘密,以一種「公開的隱藏」的形式,書寫出來,「詩告訴人家,我這裡藏著特別的東西,我是這樣藏那樣藏,藏來藏去後你勉強可以看到這一角那一角的暗示,或模糊輪廓的外形,然而真正的是什麼,我死也不會講明。」(24頁)
我想起,自己也常常經歷那個士兵的遭遇:想把深刻的感覺說出來,但一下子便說完了。(可能因為這樣,我需要寫作,雖然寫的不是詩)
常常覺得,詩意存在於細節之中。記得幾年前,被感情事搞得很煩。一位很稔熟的老師知道了,想開解我,便帶我到西貢碼頭。午後,我們一起坐在石砌的海堤上聊天。聊著聊著,也許是海風的緣故,老師竟睡著了,頭還枕在自己的鞋子上。我不想吵醒他,只獨個自看海,感到很平靜。
第二天,我把老師帶我去西貢的事告訴了當時的伴侶。但我無法講得清楚。一下子,便說完了。我甚至沒有提到老師睡著了。
幾個星期後,這段感情走到了盡頭。欲分手的那天,伴侶竟有樣學樣,也帶我去西貢碼頭,也跟我坐在石砌的海堤上。對這種重複,我感到很荒謬。突然,我非常厭惡這個人。原來我們根本無法溝通。
現在回想,也許他就是不懂得「詩意存在於細節之中」。其實西貢碼頭不重要,石砌的海堤也不重要。
〔本來跟朋友說,要寫一篇不講太多自己心情的文章,但結果寫的還是些很個人的東西。哈。無得救......〕
Wednesday, November 01, 2006
文字的煉獄
快樂的時候,通常不會看月曆。時日如飛。
但連母親也發覺,我最近常常翻月曆。我說,度日如年呢。
由北京回來,一鼓作氣地工作,終於,到了十一月。書房裡用的月曆,是朋友在新年時送的,Greenpeace出版,每個月都有不同的自然風光或動物。翻過了十月的北極熊,是十一月的加州風車陣。期待又期待,希望快點揭到十二月的冷僵了的貓頭鷹。期待十二月,因為賣身的生活到十二月便結束。
也許我真是自由慣了,每天要作不太想作的事,畢竟令我感到困頓苦悶。什麼是不太想作的事呢?那就是,每天至少「三讀」一些不太有興味(有時不太通順)的文字。
我想,這真是今天當文字編輯的悲哀!當編輯的,對文字多少有一點點執著,偏偏這工作要你處身「文字的煉獄」。我問自己:有哪一本自己喜歡的作品,我曾經連讀三遍的呢?我答:沒有呀,原來真的沒有呢......就如一個食家,最大的心願是每餐都吃得好(是否會吃厭是後話),可是他竟被迫天天吃煮燶了的菜餸,你說這種生活可惡不可惡?
不過,也罷。如佛家言,一切事情都是在條件串之中。實在是因為自己年輕時對編輯工作懷有太美好的想像,以為當編輯便可以無時無刻對著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方塊字),因而才會因緣際會、陰差陽錯,於年初時喜孜孜當上替工編輯。也實在是因為自己如無定向風,「周身刀無張利」,唯有編輯校對這個技能還可登大雅之堂,於是在生活最彷徨的時候,便漸漸往煉獄靠攏,也算是讓生計有了著落,沒得好怨。
公司裡常碰到同事問我,有打算做長工嗎?我總是支吾以對,因為未來一年到底會如何過,實在是未知之數。可這幾個月的替工生涯,卻的確加強了我對自己忍耐力的認識。我想,還是做個捉襟見肘的自由寫稿人,更合自己的脾性吧。立此存照,好提醒自己。
Tuesday, October 17, 2006
Friday, October 13, 2006
Sunday, September 17, 2006
[屯書房] 一個年份的心情
過了一個月令人又愛又恨又胃痛的編輯生活,下周一終於可以暫時舒一口氣,到北京去,繼續未完的紀錄片拍攝工作。我的胃收到風聲,由星期六開始就變乖了,不再折騰我。
名不正則言不順。當「替工」編輯的日子,常感沮喪和心煩,但偶然也有一點點滿足感,支撐自己繼續下去。不過如果讓我選擇,我就寧願做自由自在的freelance writer了。不用顧慮讀者,也不用顧慮公司的編採方針。
《准風月談》編錄了魯迅1933年在上海《申報》以各種不同筆名撰寫「自由談」專欄的文字。說真的,魯迅的雜文雖然很有名,但今天能看得懂的人不多--因為他的雜文多是調侃當時的時事和文壇怪現象,我們不在那個context之內,僅從魯迅文字的表面意思是無法理解他想說什麼的。這其實也是專欄文字的一個特色,打個譬喻,幾十年後如果有人看到2006年某專欄文章寫到「巴士阿叔」,相信也只能摸不著頭腦罷?
我讀的這本台灣「風雲時代」魯迅全集版的《准風月談》,精彩之處就在於它有非常詳盡的注釋和一些備考文章,除去了閱讀障礙。一下子,1933年上海的光怪陸離事(如電車上的售票員不給票乘客的「揩油水」;翻譯外國作品的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政府出售「航空公路建設獎券」,頭獎五十萬),都活現眼前。魯迅到底想「窒」什麼,也就一目了然。
書中收有幾篇文章是調侃施蟄存的(因他推薦年輕人讀古文,認為傳統文化不能完全拋棄),本書的編者為了令讀者看得明白,編錄了施蟄存反駁魯迅的一些文章,兩人筆戰的脈絡因此很分明。以前,對於魯迅這些敢於反對舊禮教、敢於指出中國人劣根性的知識分子,我是很敬重的;不過,也許人長大了,對五四時期的歷史也有多一點了解,因此今天的我,對於施蟄存這些在「反傳統」潮流如火如荼的時勢下,仍敢於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反而愈來愈敬重。如果我們真如魯迅等人所提倡的那樣,今天不讓學生接觸任何古文、詩詞和中國文化,那將是另一種模式的文革罷。
雖然我不很贊同魯迅對舊文化的立場,但無可否認,他的文字很精彩(如施蟄存所言,因為魯迅的古文底子其實很深厚,對他的寫作很有幫助)。但讀《准風月談》,不單單是讀魯迅令人捧腹又「抵死」的文字,也同時是在讀1933年歷史的細節,讀一個年份一些人的遭遇、心情。這當然比起讀一本臚列大歷史事件的狹義歷史書來得有血有肉,也更有「煙士披里純」(即是inspiration,魯迅語 ^__^)了!
Saturday, September 02, 2006
愛國者與間諜
《明報》今天報道:
『前日傳來程翔判監五年的消息後,這年來一直保持低調的程太劉敏儀終於打破沉默,除高調接受傳媒訪問外,前晚更公開程翔「給家人的話」,向全世界發布丈夫堅稱自己無辜的信息。 ...... 據知,劉敏儀的轉變,是因程翔被指從事間諜,對一向愛國的程氏夫婦造成很大打擊,因此即使程翔仍身在牢獄,家人都不惜冒險,高調反擊法院的指控。
有不少親北京人士向劉敏儀分析,程翔至今被扣押了十六個月,換言之只要再多待四個月,便可申請保外就醫,回港與家人團聚;若劉敏儀高調反擊,或觸怒北京,影響保外就醫機會。』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明白,「愛國」這個詞,含有一種嘲諷的意味。除了因為回歸後有些人「突然愛國」之外,還因為「愛國」在今天是不入流的、老土的。而且,對於年輕一輩的人來說,要去愛這樣一個貪污是家常便菜、法律是些虛應文章的國家,確實有難度。我不知道其他同輩香港人有何想法,但「愛唔落手」,至少是我對這個國家的感覺。實在無法對她有一種極度投入的情感,頂多只有一種抽離、客觀的關懷,一種人人都有的、inborn追求公義的衝動。
但「愛國」是個歧義詞。當說程翔是個愛國者時,我們都明白,這個詞不含任何嘲諷、老土意味,「愛國」在這裡有另一種意思。是一種幾乎已經絕跡的完全投入的愛。是貨真價實的愛。是真切地希望國家變得更好(包括希望海峽兩岸的分裂局面可以結束,希望國家的法制可以更完善,等等)的愛。
很多人(譬如我媽)卻不知道有程翔這樣一種愛,反而認為聽(共產黨的)話就是愛國,愛黨等於愛國。這當然是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因為政權和國家,不是兩個相等的概念。
但偏偏,當權者認為「愛國」是如此定義。
愛國者被當成間諜,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具侮辱成份了。
但願,程翔不會因為這次遭遇而後悔過去做過的事情。
但願,更多的聲音不會帶來反後果。
但願。
Sunday, August 27, 2006
[屯書房] 農民下一代的課桌在哪裡?
在北京海淀的風入松,買了不少好書。其中《我的課桌在哪裡?》(黃傳會著,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我最喜歡的一本。
真不明白,為何香港賣大陸書的二樓書店,來來去去賣的都是一些無法令我提起意欲購買的書。也許因為大家都只是在深圳入貨?其實中國有很多好書我們都錯過了呀!如果我有錢辦一間大陸書書店,一定會入最精彩的貨色;馬國明老闆話齋:「無人買,咪自己要囉!」
喜歡讀一些和中國大陸現今國情有關的書籍。這本報告文學講的正是北京數以十萬計農民工下一代(沒法受)教育的嚴重國情。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其中超過一億為流動人口。
中國農村生活太苦,農民遠離家鄉跑到城市找工作,是為農民工。農民工的下一代,跟著父母來到城市,但因為沒有城市戶籍,無法在正統學校唸書。並不是說學校絕不取錄外省學生,但取錄的前題,是必須繳付幾千元的借讀費、贊助費。
中國各個省市的教育經費,是中央政府按該地登記戶籍的學童人頭比例而定下的,因此外地來的學生,便需自掏腰包付出本來該由政府付的費用。(所謂贊助費,意思也許是由學生自己贊助學校,來讓自己讀書?)
十多年前,河南固始縣一名鄉村教師張保貴,見到在北京收廢品的同鄉竟無奈地將子女送回老家又舊又破的鄉村學校讀書,才知道原來農民工子女很多都無書讀。他因而興起到城市開辦農民工子女學校的念頭。於是,他在北京某廢品市場租了兩間小平房,招了十多個無書讀的孩子後,便正式辦起「學校」了......
張保貴之後,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如雨後春筍湧現,大都非常簡陋。又因為有利可圖,有部分學校純粹是為賺錢而開,質素良莠不齊。可沒有這些非法辦的學校,很多農民的孩子們,可能到今天仍只能整天遊蕩、無所事事,繼承上一代的貧窮命運。因為中國當局對農民工子弟學校一直沒有清晰的政策(也難怪,始終這是新興事物),這些設備異常簡陋的所謂「學校」,不時被政府查封、取締(有些經過多番斡旋,終於取得辦學准許證),卻是農民子女脫貧的唯一希望;中國國情之荒誕,實在已超越了人的想像能力。
(有法不依是中國的特色。書中提到,北京市雖於零四年下發通知,對農民工子女免去借讀費、贊助費,但事實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央針對農民工的政策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為什麼?關鍵是利益問題。」「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中央財政沒有下撥資金,造成輸出地和流入地政府都不願意管。」據零四年的一項官方統計,北京市流動兒童人口已超過31萬,其中21萬在公辦學校就讀,二萬在「有牌」的民辦學校就讀,八萬幾在「無牌」的民辦學校就讀,幾千名兒童未入校就讀。)
Saturday, August 26, 2006
周末
終於,可以甚麼也不幹,就只躺在床上,發呆。
也許過去兩年的讀書生活太愉快,現在一下子要告別上課泡「拉記」的幸福日子,竟然手足無措。每天回到辦公桌處理沒完沒了的工作,頗有點軀殼和靈魂分家的感覺。
不過也許這只是託辭。實情是我又被迫要返回現實,想想未來可以怎樣走,搞到有壓力。
上周末,幾個朋友到其中一人家中小聚。吃完飯,已婚女屋主和另一位已婚女子在研究是否應該生孩子。還未有孩子的女屋主覺得,如果有下一代的話,那麼她和丈夫將來老了也不會太過「晚景淒涼」。按她的說法是:有兒女的話便有個好D口既network。
在旁的我,難以搭嘴;因為除非我突然中六合彩,否則,恐怕我才是最有可能晚景淒涼那一個。無伴侶無兒女無兄弟姐妹(還要加上無穩定工作和無買醫療保險)。「五無」之下,晚景會如何,不難想像。
而偏偏這個五無之人,還在想儲錢讀書,還在想去外面生活一下,還在想不如再出本書滿足一下心願。死未?
Friday, August 25, 2006
[屯書房] 西潮(二)

寫了上一篇blog後,才知道原來《西潮》並不是中學中文科的範文,而是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指定讀物之一。(謝謝思存指正。)
在網上讀到,蔣夢麟(1886-1964)是在抗日戰爭時於西南躲警報時,在防空洞裡用英文撰寫《西潮》的。用英文撰寫,是因為防空洞光線不足,使用英文較易辨識。英文本1945年在美國出版,中文譯本則於十二年後在中國發行。
對上世紀初出現的中西學堂,一直很有興趣。1898年左右,蔣夢麟離開家鄉到紹興的中西學堂讀了兩年書。他有一段文字描寫當時學習的情況:「我在中西學堂裡首先學到的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是地圓學說。我一向認為地球是平的。後來先生又告訴我,閃電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不是電神的鏡子裡發出來的閃光......過去為我們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個接一個溶化。」(59頁) 由死記硬背的私塾過渡到重研究推敲的西學,中間的cultural shock,當然是大得幾乎令人會精神分裂了。
當日俄戰爭(爭奪中國東三省的控制權)打得激烈時(1904年),約20歲的蔣夢麟進了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預科,為到美留學作準備。蔣夢麟應是差不多最後一批曾考科舉(約18歲考中秀才)但最後選擇或被迫選擇西學的中國讀書人,而蔣是前者。1905年,清政府便正式宣布廢科舉。「廢科舉的詔書是(同年)日本戰勝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舉的是抄襲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84頁) 當時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還未敵視日本,反而向她的制度學習,很有點雅量;不過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卻鯨吞中國了......
Friday, August 18, 2006
[屯書房] 西潮(一)
回港不覺已兩周,東摸摸西摸摸,還未認真讀多幾本書,又很快要投入工作,到某報副刊當大替工了。北京買的書沒看到多少,卻又貪心地到樂文買了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和昆布的《移動書房》,實在無藥可救。而在某愛書人的「唆擺」下,早前還去了宣明會的舊書義賣,買了四本書。當中包括並不特別貴,也不特別難找的《西潮》。
曾經有朋友說這本書很值得一讀,但一直沒有特意找來看,可能因為它是中學中文科所選的課文,總覺得是悶貨色,而且,心裡有點看不起中學生也看得懂的書......但一看之下,方才發現,《西潮》原來是很精彩的晚清民初回憶錄。尤其剛去過北京,對這位前北大校長的回憶錄,特別有興趣。
幾年前開始,愛上了清末民初的歷史。因中學唸理科,中史只唸到中三程度,對清末歷史的認識很皮毛,且大部分都是自修得來的,極無條理。譬如民國成立後,二、三十年代的軍閥割據情況,便不甚了了,而對袁世凱的歷史角色和功過,也沒有頭緒,看了唐德剛的晚清系列,才開始搞得清人物的關係。
今天大家都會說,並沒有一個所謂客觀的歷史,一切全取決於寫歷史的人的立場、身份。但以前讀中學時當然不會想到這些啦(不知現在的學生會否聰明一點?)。現在回看,中學時的歷史課本,永遠採取一種中立和抽離的觀點(列出遠因近因年份日期影響),卻毫不立體(如果我只能以幾十字來寫六四事件的歷史的話,相信也一樣立體唔嚟),連最震撼人心的歷史事件如五四,也成了枯燥的流水帳。
其實歷史全都是由有著七情六欲的人所作的活動,充滿偶然,充滿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我覺得民國建立時的最大偶然,是孫中山及時在革命人士準備成立參議院和選舉臨時總統時趕到(之前他在美國),於是冷手撿個熱煎堆,成了國父。
蔣夢麟寫的晚清民初,最吸引我的地方,正是它純粹的個人觀點,絕對不會裝作中立(書的後部分很多時還永映了他作為大學領導人的觀點),而且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充滿現場感(當然,因為他就在現場嘛)。
我覺得,他這一代人,讀四書五經長大,考過科舉(中過秀才),然後又去讀西式學堂,後到英美著名學府留學,完全有資格做貨真價實的「中西文化比較」。(對某個異國文化的了解常是基於比較。總覺得,香港人因為不中不西,沒有某個堅實的文化傳統作reference,因而對歐美文化的認識也難以深入。)蔣在書裡便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作文化比較,有不少精到的見解。
蔣夢麟對於軍閥時期的學生運動有不少著墨。令我有點不解的是,他以「囂張跋扈」來形容參與罷課示威的大學生。可能因為當時學生不時會「拿學校當局作為鬥爭的對象」?這和魯迅的文章總是很同情學生,恰成對比。或者因為蔣夢麟是為國民政府工作的,而學生多受共產主義的思潮影響?
那時候,死亡是很常見的事罷?蔣夢麟對一些人的死亡總是非常輕描淡寫。「段祺瑞執政的政府顯然認為機關槍是對付一切群眾行動的不二法門,因此在一群學生包圍政府時,他就老實不客氣下令用機關槍掃射......我在下午四點鐘趕到出事地點。...廣場上,男女學生傷亡枕藉...救護車來了以後,把所有留著一口氣的全部運走,最後留下二十多具死屍,仍舊躺在地上」。或許於亂世担重任的人,已無暇對單個生命的結束傷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