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史景遷

以下文章刊於《經濟日報》閱讀版（18-11-2005）

　　也許基於一種原始的排外心態，對於研究漢學的外國學者，中國人常常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種瞧不起人的態度。「難道你作為老外，會比我們更了解祖國的歷史？」不過實情是，認真做學問的外國漢學家，的確能以新的角度審視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中國歷史。也許這是因為他們站在一段距離之外看，旁觀者清。又因為沒有任何心理包袱，他們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都不用囿於前人的說法，可以無拘無束地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搜索未為人注意的線索。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景遷教授（Professor Jonathan D. Spence），正是如此一位令人佩服的漢學家。

　　史氏文筆流麗，擅長以文學手法刻劃著名的或默默無聞的歷史人物，其中如《追尋現代中國》、《天安門：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等皆擠身美國暢銷書行列，極富影響力。幾年前，台灣出版了他多本著作中譯本；今年，上海遠東出版社的一系列史景遷作品簡體字譯本，更在國內掀起一陣史景遷旋風。上周，史氏獲民政事務局邀請到港出席「亞洲文化合作論壇」，筆者於是趁機訪問這位漢學界巨人。

由紅樓夢開始

　　雖然已年近七十，但史教授看來很年輕，一雙明亮敏銳的眼睛和略微凌亂的鬍鬚，配合著溫柔敦厚的聲線，難怪極受耶魯學生的歡迎。史氏在耶魯唸碩士時才轉向研究漢學，他笑說在此之前他對中國歷史可謂「全然無知」，卻因為這無知，激起他對中國史強烈的好奇心。

　　史教授說，最初選擇研究清史，乃緣於紅樓夢。「1962年左右，我讀了紅樓夢的英譯本，於是開始留意曹雪芹這個人。其後我發現曹的祖父曹寅曾經是康熙的臣子，康熙六次南巡，都寄居於曹寅在南京的家。我因而對曹氏家族大感興趣，並且想找出《紅樓夢》與歷史的連繫。」為此，史氏曾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往台灣故宮翻閱清史檔案，一年後，以曹寅與康熙為題完成耶魯博士學位。這奠定了他日後研究近現代中國史的路向。

游走在文學與歷史之間

　　歷史學家的著作，通常鮮能走入尋常百姓家，因為為著反映「史實」，歷史學家往往戰戰兢兢，不敢越出「史料」的雷池半步，結果作品異常沉悶，歷史人物的生平成了一盤流水帳。可史景遷敢於打破這個常規。

　　「我不認為講歷史一定要由頭開始。我們可以由中間開始。」史氏如是理解歷史敘述。

　　「我寫的不是「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即編造出來的故事(fiction)。我只是『將歷史寫得像小說』(writing history so that it reads like a novel)，務求以最活潑生動的方式來寫歷史而已。關於中國的史料是如此之多，足以讓我創作出非常複雜的敘事形式(narrative form)。」

　　翻開史氏的著作，自可體會此話的深意。史景遷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康熙自畫像》，一反歷史著作的慣例，以第一人稱敘事和現在時態，一開始便描寫康熙在御花園內沉思時的內心獨白，儼然一種小說式敘述。但在該書長達42頁的註腳裡，又清楚註明了這些「想像的獨白」的史料出處，「無一字無來歷」。這又在在顯示了一位歷史學者的謹小慎微和一絲不苟精神。

　　正像一粒沙可看世界，一個人的遭遇亦可折射出歷史狀況。若論以優美的文學筆觸來寫中國歷史人物，《史記》自是濫觴。史教授說，他在求學時期曾讀過《史記》原著，並認為那是他閱讀過最精彩的歷史作品。「史景遷」這個名字，正含「景仰司馬遷」之意。

　　當然，唯有藝高者才敢膽大，才可自由自在游走於歷史和文學之間。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巧妙地借用了蒲松齡《聊齋誌異》的內容來補充對清初山東社會的描述，可說是最兵行險著的一次嘗試。對於文學和歷史往往被視為「死對頭」，教授不以為然：「如果人們指的『文學』是編造故事，那不是我所想做的。我認為『文學』是一種風格，一種比喻，也是一種詮釋。這樣理解的話，文學和歷史是相容的。」

歷史偵探

　　耶鲁大學藏有大量關於中國的原始史料，包括清政府贈送的《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從大陸及台灣購買的清廷文件影印本等；但如何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發現到「故事」呢？史景遷說，他採用的方法是browsing（翻閱）。譬如他最喜歡的作品之一《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便源於一個註腳：

　　「我在翻閱一本關於耶穌會的學術著作時，看到一個註腳提到，1720年有一個中國人被關在巴黎的瘋人院。這個註腳深深迷住了我：一個中國人怎可能在那個年代待在巴黎呢？於是我像個查案的偵探，開始到世界各地蒐集關於此人之資料。」因為搞不明白這名叫胡若望的中國人為何在前往巴黎途中被運到巴西，史景遷還趁著一次到巴西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飛到胡若望曾逗留過的Bahia作實地了解……這些千頭萬緒，最後被歸結成一本精彩、嚴謹的歷史小品。史景遷的大部分著作，就是按這種他稱為「先跟著線索和想像走，繼而找出證據支持」的方法寫成。可以說，連史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現什麼「故事」──這倒為歷史的撰寫多添一份不確定性。

由歷史來寫結語

　　史景遷著作繁多，但其中最備受矚目的是《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of Modern China）這本講述晚明至當代中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美國各間大學在講授中國歷史時所多採用費正清或徐中約的課本，今天史氏這本教科書已取而代之，模鑄著美國精英對當代中國的理解。

　　書的名字，實在準確地勾勒出中國人過去百多年來最渴求之物事，但今天中國是否已實現了「現代」的理想呢？對於歷史書和現實世界的互動，史教授的體會特別深：「當這本書的第一版完稿於八九年春時，六四事件的出現，就好像是中國政府為這本書所寫的「結語」(conclusion)般」。對於「現代」的追尋，當時不但未到終站，甚至好像漸行漸遠。

　　九年後，史氏出版《追尋現代中國》第二版時，鄧小平已過世，香港亦已回歸，史氏就書的內容作出大量修改。但中國變化得實在太快，史氏表示正著手再次修訂這本教科書。他感慨說，不知道在完稿的時候，歷史又將會如何為他的著作寫上一個結語呢？

　　對中國歷史瞭如指掌的史景遷教授，站在歷史巨輪面前，仍然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歷史之所以令歷史學家著迷和令一般人困惑，似乎亦可以理解吧？

史景遷簡歷

1936年生於英國，被公認為歐美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主要研究十六世紀至現代中國史。
史氏最初於劍橋主修歐洲及英國史，1959年，獲耶魯大學獎學金，可以讓他自由選擇研究科目。其時，剛好兩位著名中國歷史學者來到耶魯，他們是辛亥革命專家芮瑪麗（Mary
Wright）和中國佛學史專家芮沃壽（Arthur
Wright），兩人為夫婦。史景遷在聽過他倆的課後，決定轉為研究中國史，並開始學習中文。史氏曾到澳洲跟隨明清史專家房兆楹教授，「史景遷」這個中文名字正是房氏為他起的。

史氏於耶魯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後，1965年留校教學，
1993年獲委任為史特林講座教授，曾到北京大學講學。史氏著作等身，其小說式的敘事手法加上謹慎的治史方式為他贏得無數讀者。作品包括《曹寅與康熙》《王氏之死》、《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毛澤東》、《康熙自畫像》等，而《天安門：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更曾獲《洛杉磯時報》歷史書獎。史氏的力作《追尋現代中國》則是美國人了解中國歷史的一扇窗口。史氏亦專研中世紀以降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相關作品包括《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改變中國》、《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等。

史教授為美國歷史學會04至05年度主席，曾獲多項殊榮，包括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銜、麥克阿瑟學者(MacArthur
Fellow)等。2001年，獲英女皇頒發米迦勒及聖喬治最高勳章。值得一提的是，史景遷從不迴避對中國政府作出評論，今年四月趙紫陽去世時，他曾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中國政權一貫以來對英烈之士的恐懼，顯出一個學者──特別是研究當代中國歷史的學者──所應有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