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來細讀,才發現寫得真是細致;也許少了今天的一份老練,但耐讀程度一定比今天報章上大部分副刊文章為高。除了歎息當年的東方日報竟有空間容納這種高水準的文化觀察之外,這些剪報也真勾起我不少回憶。
1991年,唸中六的我仍然是一舊飯團,對很多事情一知半解。因為89民運的刺激,那幾年囫圇吞棗地看了一些與中國歷史有關的書,印象最深的是戴厚英的傷痕文學《人啊,人!》。雖然隱隱然地想更深入地理解這個世界,但是日常的生活不外乎返學放學,聽人人在聽的流行曲,讀些所謂名著卻根本不明所以等等。一眨眼,已經脫離了「青年」行列,依然時不時像一舊飯,可幸的是,現在終於可以作一幾乎全職的學生,認真思索很多還未想通的問題。
馬家輝說,每次回台北,看到自己書架上的書,都會感到溫暖,因為他會記起自己年少時「心中有無限的問號,那時又有意志解開那些問號。」「不像現在無論有沒有問號,都會將問號擱在一旁」。有心無力,真是中年人的悲哀。可以做的,也唯有是盡力而為罷了。

我一直希望可以讀到馬家輝的雜文結集,但對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總是希望把事情做到最好,而寫書這回事卻是永遠沒有所謂最好的......唯有繼續引頸以待。
〔上圖:「世紀末啟示錄」專欄;左圖:「博士生日記」專欄。兩者皆刊於東方日報,時約為1991至1992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