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書房] 農民下一代的課桌在哪裡?

　　
　　在北京海淀的風入松，買了不少好書。其中《我的課桌在哪裡？》（黃傳會著，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我最喜歡的一本。 　　　　

　　真不明白，為何香港賣大陸書的二樓書店，來來去去賣的都是一些無法令我提起意欲購買的書。也許因為大家都只是在深圳入貨？其實中國有很多好書我們都錯過了呀！如果我有錢辦一間大陸書書店，一定會入最精彩的貨色；馬國明老闆話齋：「無人買，咪自己要囉！」

　　喜歡讀一些和中國大陸現今國情有關的書籍。這本報告文學講的正是北京數以十萬計農民工下一代（沒法受）教育的嚴重國情。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其中超過一億為流動人口。

　　中國農村生活太苦，農民遠離家鄉跑到城市找工作，是為農民工。農民工的下一代，跟著父母來到城市，但因為沒有城市戶籍，無法在正統學校唸書。並不是說學校絕不取錄外省學生，但取錄的前題，是必須繳付幾千元的借讀費、贊助費。

　　中國各個省市的教育經費，是中央政府按該地登記戶籍的學童人頭比例而定下的，因此外地來的學生，便需自掏腰包付出本來該由政府付的費用。（所謂贊助費，意思也許是由學生自己贊助學校，來讓自己讀書？）

　　十多年前，河南固始縣一名鄉村教師張保貴，見到在北京收廢品的同鄉竟無奈地將子女送回老家又舊又破的鄉村學校讀書，才知道原來農民工子女很多都無書讀。他因而興起到城市開辦農民工子女學校的念頭。於是，他在北京某廢品市場租了兩間小平房，招了十多個無書讀的孩子後，便正式辦起「學校」了......

　　張保貴之後，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如雨後春筍湧現，大都非常簡陋。又因為有利可圖，有部分學校純粹是為賺錢而開，質素良莠不齊。可沒有這些非法辦的學校，很多農民的孩子們，可能到今天仍只能整天遊蕩、無所事事，繼承上一代的貧窮命運。因為中國當局對農民工子弟學校一直沒有清晰的政策（也難怪，始終這是新興事物），這些設備異常簡陋的所謂「學校」，不時被政府查封、取締（有些經過多番斡旋，終於取得辦學准許證），卻是農民子女脫貧的唯一希望；中國國情之荒誕，實在已超越了人的想像能力。

　　（有法不依是中國的特色。書中提到，北京市雖於零四年下發通知，對農民工子女免去借讀費、贊助費，但事實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央針對農民工的政策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為什麼？關鍵是利益問題。」「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中央財政沒有下撥資金，造成輸出地和流入地政府都不願意管。」據零四年的一項官方統計，北京市流動兒童人口已超過31萬，其中21萬在公辦學校就讀，二萬在「有牌」的民辦學校就讀，八萬幾在「無牌」的民辦學校就讀，幾千名兒童未入校就讀。）
　　

周末

　　終於，可以甚麼也不幹，就只躺在床上，發呆。

　　也許過去兩年的讀書生活太愉快，現在一下子要告別上課泡「拉記」的幸福日子，竟然手足無措。每天回到辦公桌處理沒完沒了的工作，頗有點軀殼和靈魂分家的感覺。

　　不過也許這只是託辭。實情是我又被迫要返回現實，想想未來可以怎樣走，搞到有壓力。

　　上周末，幾個朋友到其中一人家中小聚。吃完飯，已婚女屋主和另一位已婚女子在研究是否應該生孩子。還未有孩子的女屋主覺得，如果有下一代的話，那麼她和丈夫將來老了也不會太過「晚景淒涼」。按她的說法是：有兒女的話便有個好D口既network。

　　在旁的我，難以搭嘴；因為除非我突然中六合彩，否則，恐怕我才是最有可能晚景淒涼那一個。無伴侶無兒女無兄弟姐妹（還要加上無穩定工作和無買醫療保險）。「五無」之下，晚景會如何，不難想像。

　　而偏偏這個五無之人，還在想儲錢讀書，還在想去外面生活一下，還在想不如再出本書滿足一下心願。死未？ 　　　　　 　　

　　

　　唉，當青春開始離去時，才明白它是甚麼回事。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疲憊。擔心老之將至。羨慕年輕人總有用不完的精力。

　　「時間」總像長跑手飛快溜走，但未到的「時間」又像百足虫般令人緊張、抗拒。每天早上曾打算看的書、處理的事情，到了晚上好像都未有動過。反而我媽心無雜念，沒有什麼想再achieve的，倒看了不少我想讀未讀的書、想看未看的老翻DVD。

[屯書房] 西潮（二）

　　寫了上一篇blog後，才知道原來《西潮》並不是中學中文科的範文，而是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指定讀物之一。（謝謝思存指正。）

　　在網上讀到，蔣夢麟（1886-1964）是在抗日戰爭時於西南躲警報時，在防空洞裡用英文撰寫《西潮》的。用英文撰寫，是因為防空洞光線不足，使用英文較易辨識。英文本1945年在美國出版，中文譯本則於十二年後在中國發行。

　　對上世紀初出現的中西學堂，一直很有興趣。1898年左右，蔣夢麟離開家鄉到紹興的中西學堂讀了兩年書。他有一段文字描寫當時學習的情況：「我在中西學堂裡首先學到的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是地圓學說。我一向認為地球是平的。後來先生又告訴我，閃電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不是電神的鏡子裡發出來的閃光......過去為我們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個接一個溶化。」（59頁） 由死記硬背的私塾過渡到重研究推敲的西學，中間的cultural shock，當然是大得幾乎令人會精神分裂了。

　　當日俄戰爭（爭奪中國東三省的控制權）打得激烈時（1904年），約20歲的蔣夢麟進了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預科，為到美留學作準備。蔣夢麟應是差不多最後一批曾考科舉（約18歲考中秀才）但最後選擇或被迫選擇西學的中國讀書人，而蔣是前者。1905年，清政府便正式宣布廢科舉。「廢科舉的詔書是（同年）日本戰勝帝俄所促成的。代替科舉的是抄襲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84頁)　當時中國政府和中國人還未敵視日本，反而向她的制度學習，很有點雅量；不過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卻鯨吞中國了......
　　

[屯書房] 西潮（一）

　　回港不覺已兩周，東摸摸西摸摸，還未認真讀多幾本書，又很快要投入工作，到某報副刊當大替工了。北京買的書沒看到多少，卻又貪心地到樂文買了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和昆布的《移動書房》，實在無藥可救。而在某愛書人的「唆擺」下，早前還去了宣明會的舊書義賣，買了四本書。當中包括並不特別貴，也不特別難找的《西潮》。

　　曾經有朋友說這本書很值得一讀，但一直沒有特意找來看，可能因為它是中學中文科所選的課文，總覺得是悶貨色，而且，心裡有點看不起中學生也看得懂的書......但一看之下，方才發現，《西潮》原來是很精彩的晚清民初回憶錄。尤其剛去過北京，對這位前北大校長的回憶錄，特別有興趣。

　　幾年前開始，愛上了清末民初的歷史。因中學唸理科，中史只唸到中三程度，對清末歷史的認識很皮毛，且大部分都是自修得來的，極無條理。譬如民國成立後，二、三十年代的軍閥割據情況，便不甚了了，而對袁世凱的歷史角色和功過，也沒有頭緒，看了唐德剛的晚清系列，才開始搞得清人物的關係。

　　今天大家都會說，並沒有一個所謂客觀的歷史，一切全取決於寫歷史的人的立場、身份。但以前讀中學時當然不會想到這些啦（不知現在的學生會否聰明一點？）。現在回看，中學時的歷史課本，永遠採取一種中立和抽離的觀點（列出遠因近因年份日期影響），卻毫不立體（如果我只能以幾十字來寫六四事件的歷史的話，相信也一樣立體唔嚟），連最震撼人心的歷史事件如五四，也成了枯燥的流水帳。

　　其實歷史全都是由有著七情六欲的人所作的活動，充滿偶然，充滿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我覺得民國建立時的最大偶然，是孫中山及時在革命人士準備成立參議院和選舉臨時總統時趕到（之前他在美國），於是冷手撿個熱煎堆，成了國父。

　　蔣夢麟寫的晚清民初，最吸引我的地方，正是它純粹的個人觀點，絕對不會裝作中立（書的後部分很多時還永映了他作為大學領導人的觀點），而且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充滿現場感（當然，因為他就在現場嘛）。

　　我覺得，他這一代人，讀四書五經長大，考過科舉（中過秀才），然後又去讀西式學堂，後到英美著名學府留學，完全有資格做貨真價實的「中西文化比較」。（對某個異國文化的了解常是基於比較。總覺得，香港人因為不中不西，沒有某個堅實的文化傳統作reference，因而對歐美文化的認識也難以深入。）蔣在書裡便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作文化比較，有不少精到的見解。

　　 蔣夢麟對於軍閥時期的學生運動有不少著墨。令我有點不解的是，他以「囂張跋扈」來形容參與罷課示威的大學生。可能因為當時學生不時會「拿學校當局作為鬥爭的對象」？這和魯迅的文章總是很同情學生，恰成對比。或者因為蔣夢麟是為國民政府工作的，而學生多受共產主義的思潮影響？

　　那時候，死亡是很常見的事罷？蔣夢麟對一些人的死亡總是非常輕描淡寫。「段祺瑞執政的政府顯然認為機關槍是對付一切群眾行動的不二法門，因此在一群學生包圍政府時，他就老實不客氣下令用機關槍掃射......我在下午四點鐘趕到出事地點。...廣場上，男女學生傷亡枕藉...救護車來了以後，把所有留著一口氣的全部運走，最後留下二十多具死屍，仍舊躺在地上」。或許於亂世担重任的人，已無暇對單個生命的結束傷感。
　　

　　

在北京的最大收穫

信報賣盤

　　信報賣盤終成事實。我想，「文人辦報」也將很快成為一個歷史罷。在《明報》上讀到，林行止的太太駱友梅說，文人辦報，「有一定意義，但也有不可取之處」。也許是過來人的經驗之談，但是我相信「商人辦報」，不可取的地方更多！文人辦報有原則，有風骨，有良心，可是偏偏這些現在都不值錢了。實在可悲。

　　很多年前在信報文化版當過小記者。直到現在，信報那種「手工業」式的運作方式（記者有時要睇埋版，午夜十二時才可放工），和幾近完全自由放任的編採氣氛，仍然難忘，也非常懷念。我並不很贊同信報／林所持的右派自由主義思想，但是卻很感激信報一直以來願意給出一整個版面來報道文化藝術的新聞。（不像某些中產報紙，文化是為了點綴，為了附庸風雅。）

　　李先生入主信報後，信報會變成什麼，沒法猜得到。只希望，不要變成一張市場導向的報紙就好了。

雙城買票記

　　因為種種原因（天氣、遊興、開支、行李......），最終改變了行程提早回家。

　　七月三十一號，由北京坐早班火車到開封。沒有想到一個「七朝古都」（戰國時的魏國、五代時期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北宋和金，皆建都於開封），今天竟落得如此破落收場。這裡幾乎沒有任何高於五層樓的大廈，店鋪都很破舊。街頭的電線桿亂糟糟的糾纒著。行人路常常是破損待修的模樣，崎嶇不平。空氣裡瀰漫著一層灰塵。一個經濟發展不佳、城市管理不善的地方。但最令人感覺怪異的是，一旦你走進旅遊景點（譬如清明上河園）時，會發現裡面是很乾淨整齊的，和外面好像是兩個世界。不過鼓樓夜市的小食的確多，灌湯包子也的確很美味。（可惜沒有去到阿Kit建議的「第一樓」......）

　　由開封坐了一百分鐘巴士去到鄭州，本來想留在鄭州一、兩天看博物館，可是抵逹時這城又是一個快要狂風大雨的模樣，遊興大減，遂立時到火車站買票回廣州。

　　在鄭州只停留了兩個小時左右，但是對她卻很有好感。那是因為，在鄭州買火車票竟出奇的順利。由排隊到買票，用了不到三分鐘，而人龍大約有十人。

　　在這之前幾天，當我還在北京時，曾到北京火車站買開往開封的硬臥舖車票。那天，售票廳的各條人龍不算太長，我暗自慶幸著，然後隨便挑了一條人龍排隊。排了大約十多分鐘，卻沒有見到任何人是成功買了票離開的。因為售票的窗口擠著一大堆人，根本沒法搞清是什麼回事，我只能繼續呆等。當前面也在呆等的人陸續放棄離隊之際，我向售票窗迫近，這才終於聽到隊頭的人說，這個窗原來已停止了辦公！大家於是一哄而散。這次我學精了，先在某窗口旁視察一下，肯定是有人辦公後，才去排第二次隊。

　　可是情況並不順利，第二條人龍同樣沒有吋進。我開始研究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其中一個問題，是窗口前實在擠著太多不打算買票的人，是他們令真正想買票者必得花很多氣力和時間才能擠到窗口前。而且因為隊的前端很亂，有一些人打尖，令隊伍的進度更慢。（後來又發現，因為售票的電腦不時會死機，也減慢了賣票的效率）

　　很明顯，那些擠在窗口前的人是黃牛黨。排隊時，也常有人走過來兜賣黃牛票，很多人因為不想浪費時間而幫襯。找出了問題，於是又去挑另一條人龍。這龍我已認真觀察過，發現賣票員的而且確在回答買票者的問題。

　　結果，我在這第三條龍排了大約二十分鐘後（前面約有十人），終於買到去開封的車票！回頭一看，我第一次排的那個「假隊」，又排了十多個人！他們註定又是白排了。

　　前前後後，我在北京花了約一個小時來買一張車票。我很想知道：這種痛苦的買票過程，是否不能避免的呢？當我來到鄭州的火車站，便發現原來北京站的問題，別人一早已解決了。在中國的火車站買票其實可以完全無痛。

　　鄭州是河南的省會，火車路線四通八達，因此買票的人絕對不少。但鄭州火車站的售票廳，有很簡單而有效的措施，來增加賣票的效率。首先，在售票窗口前，除了排隊的位置外，當局都加裝了鐵欄杆，任何人都不能企近窗口前。而在窗口的正前面，是一個像超級市場入口的旋轉門，因此每次只能有一個人經由旋轉門來到窗前買票，其他買票者都要乖乖的在後面排隊等候，不能打尖（因設有欄杆令其他人不能擠進隊）。就是如此簡單的設計，令我很輕鬆地在三分鐘內買到票！

　　不禁想，北京貴為首都，為何火車站的管理者反而沒有去處理黃牛黨和賣票超級緩慢的問題？一個省會火車站的管理者也想得出的解決方法，北京人沒理由想不到罷？

　　無法不認為，這是因為貪污而造成的結果。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但似乎也是最合乎「國情」的猜想罷。在北京生活的紀錄片主角跟我們說過，各項奧運建設的進度簡直不知所謂。主要原因，是原本主管奧運工程的北京副市長（劉志華），六月時因「生活腐化墮落」的罪名而落馬（真正罪名當然是貪污啦。他掌管的可是奧運會4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項目肥缺！），令高層亂作一團，完成各項工程是遙遙無期。

　　也許我是有點無限上綱，將買火車票的難和整個國家貪污問題扯在一起。但簡單如火車站的管理也做不好，不是太令人失望了嗎？見微知著，我覺得，首都的火車站，多少反映了這個城市的亂象。